1939年6月的一天午后，贺龙拍着马鬃笑道：“主席，这匹铁青乌龙驹六六配资，可不是一般货色！”
延安的骄阳烘得黄土冒烟，毛泽东顺手扯了根青草递到那匹高头大马嘴边，大青马打了个响鼻，把草甩到一旁。毛泽东没有惊讶，只是摸了摸自己身边的小青马，那匹个头不高却极其温顺的川马，此时安静地低头嚼草，仿佛一切与它无关。老主席喜欢小青马，这是警卫员们早就心照不宣的事——稳、不折腾、能长途跋涉，这才合他的脾气。
在延安，骑马并非浪漫，而是一件跟穿布鞋一样日常的工具活。汽车少得可怜，马就成了“战地吉普”。不过毛泽东更多时候还是喜欢自己走路，布鞋踩在疙里疙瘩的黄土路上，累了就拄根木棍。赶时间才上马，他要的是安全和稳定，不求拉风。小黄马死后，办公厅淘来两匹川马，一青一红，跑起来像船在水面滑，一点颠簸都没有。小青马从那天起成了他的“座驾”，小红马则交给了周恩来。
贺龙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湘西人性情直爽六六配资，他嫌小青马“寒酸”，便把自己最钟爱的座骑牵来了：乌鬃垂肩、尾巴扫地、四蹄踏尘，活像一块打磨到极致的墨玉。纸面资料里常说“良驹识英雄”，可眼前这位“英雄”却瞄了主人一眼后直接甩头，显然谁也不服。毛泽东拍拍马背，笑着感谢贺龙的好意：“你这宝贝怕要骂人哟。”
本来事情就要如此收场，没想到江青横空杀出。她生在山东，后来混迹舞台，骨子里有股“要闹就闹大点”的劲。一眼见到大青马就挪不开步，拽着毛泽东非要留下。新婚燕尔，毛泽东也不好扫兴，加上贺龙盛情难却，铁青乌龙驹便留在了枣园马厩。江青亲自上阵，花了半个月，硬是把这团烈火压成了顺从，她骑马的照片被苏方记者抓拍，黄土高坡上一抹深青，成了许多人眼里延安最飒的一幅画。
照片热乎劲未退，祸事来了。7月中旬，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述职，毛泽东忙得脚不着地，便让他代去中央党校讲课。江青一听也想去凑热闹，毛泽东点头：既能打招呼，又能学点理论。于是周恩来骑小红马、江青骑大青马，警卫员王来音和蒋泽民跟随。
党校在桥儿沟六六配资，路不算远，却坑洼连连。江青嫌队伍步子慢，突然策马猛冲。大青马撒开四蹄，如箭离弦；小红马被尘土呛得直立嘶鸣，周恩来被甩了出去。人在半空，他只来得及护头，右小臂着地发出清脆的裂响。等警卫员赶到，他额头汗珠滚落，却咬牙说“没事，先把课上了”。医生简单包扎，他便带伤讲完马列。讲台下掌声雷动，只有站得最近的刘久洲看到他袖口不断渗出的血痕。
延安医疗条件有限，骨折拍不了片，只能靠手感复位上石膏。可粉碎性骨折本就复杂，三周后石膏拆除，肘关节已经变形。说来讽刺，周恩来还安慰旁人：“伤的是手，不是脑子。”而我读到这里，总觉得那句玩笑里透着辛酸——一个整日跟时间赛跑的人突然被迫放慢，很难不苦。
邓颖超从重庆赶回来时，救护车坏在西安，她毫不犹豫改乘卡车。到延安已是深夜，她握着丈夫那条弯曲僵硬的手臂，眼圈泛红。就在同一天，毛泽东叫来江青，语气很重：“骑马不是演戏，出了事谁担得起？”江青低头不语，往后好些天都躲在窑洞里不敢露面。
延安总医院束手无策，毛泽东干脆决定：送苏联。既能治病，又能处理对外联络，“两全其美”。国民党竟罕见配合，派出专机护送周、邓赴苏。莫斯科的外科医师切除移位骨块，再辅以电疗、矿泉浴，终于把那条弯不直的手臂救回了一部分功能，能弯曲四十五度。周恩来写信回来，特意一句：“主席，切莫责怪江青。”
而延安的马厩悄悄换了主人。大青马被送给警卫营做通信勤务，小青马仍旧跟着毛泽东，上高原，下窑洞，步子稳健。有人问他为何偏爱这匹个头不高的小东西，他只淡淡答：“走远路，要踏实的脚。”一句话，道尽领袖对人、对马、对事业的选择标准——能“出死力”固然好，但若不守规矩，终究还是隐患。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感慨，马是外在的坐骑，性子却映出人的内里。毛泽东沉着，小青马温顺；江青急躁，大青马烈烈；周恩来不喜张扬，小红马低调耐劳。延安岁月里，人和马书写的故事无数，这一桩虽不算战场厮杀，却让后来者明白：在烽火岁月里，每一次看似寻常的选择，都能牵动战友的安危，甚至影响未来的战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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